北京市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丰台区委宣传部供图）
2025年12月16日，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丰台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龙波在丰台区公安分局接受《人民法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梁相斌专访，介绍了丰台区“五个三”（开好“三会”、落实“三扫”、划分“三类群体”、组建“三级微信群”、实现“三个不被骗”）反诈宣防体系的具体举措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2025年12月16日，陈龙波(右一）在丰台区公安分局接受梁相斌专访（武志俊 摄）
梁相斌：陈局长，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当前，全国的反诈人民战争已进入攻坚期，而北京市丰台区推出的“党建引领+志愿服务‘五个三’反诈宣防体系”成效显著，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请您首先谈谈，站在区域治理角度，如何理解这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斗争？它的极端重要性和特殊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龙波：感谢你们的关注。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首先，我想说的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斗争，绝非公安机关一家之事，也不是可以单纯依靠刑事打击解决的治安问题。它的特殊性在于其高度的“非接触性”和“技术化”。犯罪分子往往盘踞境外，利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隐匿身份、跨国跨区域实施犯罪，因此传统的侦查打击手段面临取证难、追赃难、缉捕人难的巨大障碍。它的复杂性在于，其已经演变成一个分工精细、链条完整的庞大黑色产业，渗透至金融、通信、互联网、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是典型的“网络犯罪社会化、社会问题网络化”的复杂形态。
所以其重要性就上升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层面。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反诈工作是必须答好、必须得高分的“政治题”和“民生必答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它检验着我们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系统治理的能力。能否有效遏制电诈犯罪，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第二，它是一项“守护群众利益的民心工程”。老百姓的“钱袋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每一次电诈，都可能让一个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都可能让老人的养老钱、学生的生活费、患者的救命钱一去不返，由此导致家庭破裂、轻生的悲剧案例不在少数。这不仅是财产损失，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信心的摧残。我们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就是守护民心，就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第三，它“关乎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社会福祉”。电诈犯罪滋生黑灰产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诚信，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诱发其他社会风险。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我们必须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担当，把反诈工作作为检验我们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梁相斌：您的阐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这项工作的千钧重量。我们注意到，在构建这套新体系之前，丰台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但似乎遇到了瓶颈，陷入了“内卷”。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传统的宣防模式主要存在哪些深层次的痛点与堵点？
陈龙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恰恰是我们启动这场系统性、颠覆性改革的直接动因。过去，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五进”（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开学季”等各类主题宣传月轮番上阵，各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令人尴尬的是：群众参加了活动、接受了宣传，甚至签了承诺书，但还是有人被骗。后来我们开始反思，进行复盘，深挖原因，发现根本原因在于三个“不够”，导致宣防工作浮在表面，未能真正触达人心、形成免疫。
一是“覆盖面不够宽广”，存在大量“防御盲区”。过去的宣传有点像“打卡式”和“点状式”。我们进了一个学校，可能只是在礼堂给部分学生做了一场讲座；我们进了一个企业，可能只是给管理层做了培训。但这个学校的所有教职工、后勤人员、保安都覆盖了吗？这个企业的每一个分公司，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班组，每一位保洁、厨师都通知到了吗？那些没有固定单位、居住在出租屋的流动人口，那些独居在家的退休老人，那些在医院陪护的病患家属，这些恰恰是诈骗分子非常易得手的高危群体，我们触及了多少？答案是存在大量盲区和死角，致使宣防网络漏洞百出。二是“方式方法不够深入”，难以“入脑入心”。很多宣传停留在发传单、贴海报、挂横幅、喊口号的层面，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身边案例结合得还不够紧密。群众会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是“电视上的新闻”，“电诈离自己很远、与自己无关”。这种心理疏离感，使得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形成深刻的情感共鸣和持久的行为警觉。三是“精准度不够到位”，习惯于“一刀切”。以前对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生活习惯的人群，宣传内容和方式是雷同的。给年轻人讲“保健品诈骗”，他们觉得老掉牙；给老年人讲“校园贷”和“游戏装备诈骗”，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关心。这种缺乏针对性的“漫灌”，浪费资源，效果甚微，没有真正让反诈知识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没有转化为群众内生的防御能力。严峻的形势和沉痛的教训倒逼我们必须进行一场从理念到方法、从组织到执行的彻底革新。我们开始挖掘能撬动全局、穿透“最后一米”的“关键支点”和系统方法，并严格实施。
梁相斌：我明白了，丰台区找到的这个“关键支点”和总抓手，就是“党建引领”。
陈龙波：对，“党建引领”在我们这里是贯穿于反诈工作全链条、全过程的“灵魂”和“核心引擎”。它的巨大威力，在于把我们党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一套创新的机制设计，直接、高效地转化为反诈攻坚战中无坚不摧的执行力、覆盖力和渗透力。这与一般部门联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松散的、临时性的、协商式的协作，而是通过激活并重构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构建了一个权责清晰、指挥有力、一抓到底、赏罚分明的“战时指挥堡垒”和“攻坚战斗序列”。
梁相斌：我们非常感兴趣，在具体实践中，“党建引领”是如何从一种宏观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可感可知的治理效能和超强动员能力的？它与我们常见的“部门联席会议”或“专项联合行动”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陈龙波：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我们的工作路径，我想结合“五个三”体系的具体措施，来阐释这种转化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
我们所讲的“五个三”体系，就像是建造一座反诈大厦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第一，是打牢地基、搭好结构，不折不扣推动“三会”。我们做好反诈工作的最大底气，源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批示指示。这项工作不仅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更是习近平总书记交办的民心工程，是检验我们工作能力的试金石，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抓好。我们是以“3·31”全区宣防攻坚大会（即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丰台区“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反诈宣防工作部署大会）为总开端的。这场大会，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全部出席大会，相当于为我们这座反诈大厦筑牢了基石，坚定了不可动摇的政治决心基石。大会之后，各街镇召开了本地区的动员大会，各行业系统（如卫健、教育、文旅等）召开行业会，搭建支撑全局的“四梁八柱”。然后每一个社区、村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作战单元，在规定时间内召开覆盖全体人员（包括物业、保安、后勤等）的宣教会，将反诈蓝图转化为“施工户型图”。我们要求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必须对口参加相关会议，确保会议精神原汁原味传导。同时，推动各街镇、各重点委办局建立实体化的反诈工作室或指定专员，明确职责。所有会议都有标准议程：先看警示教育片，再听公安宣讲，最后由单位主要领导部署，目的就是开出标准、开出实效，解决“谁负责、怎么干”的根本问题。工作中，哪里宣传有漏洞、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会倒查追究责任。
第二，是筑牢主体、不留死角，因地制宜推动“三扫”干净彻底。地基和框架打好后，关键是要进行扎实的主体施工，这就是“扫楼、扫院、扫单位”。我们把过去常说的“进”学校、企业的“进”字，改为“扫”，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扫”就是要干净、彻底，不留任何缝隙和盲区。我们要求用“楼、院、单位”这三个词，概括全区所有260万工作生活的人口。这项工作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如作为全区最大的教育系统，就要逐校、逐院系、逐班级去落实，每个班级都要有反诈志愿者。各街镇、各社区要摸清底数，将每一个大院、每一栋楼、每一间办公室都纳入视线，先通过大会“大水漫灌”，再逐科室、逐户“精准滴灌”。我们锚定“一个月见实效”的目标，要求各单位每周报告进度，区镇两级机制办强力督导。决不允许有“进不去的院、开不开的门、未纳入视线的角落”，要通过面对面宣传，同步夯实实有人口管理等基层基础工作。
第三，是精心组织、分类施策，发挥优势推动“三类群体”无一遗漏。大厦有了主体，还需要针对不同功能分区进行“精装修”。我们把全区人口科学分为“有组织”（机关、学校、医院等体制内人员）、“能组织”（中小企业、商超等从业人员）和“不易组织”（无固定职业者、退休老人等）三类，目的是更加精准地对口负责、精准施策。当前，我们集中优势兵力，要求“有组织”和“能组织”两类群体力争率先实现发案归零。对于“不易组织”的群体，则通过社保信息等渠道获取底数，结合其生活特点进行攻坚。我们建立了严格的机制：哪个单位发案多，我们的调度会就开到哪，请其主要领导上台说明情况，形成强大压力，确保每个单位都是坚实的反诈堡垒。
第四，是扎实有序推进“三级微信群”全面覆盖。精装修之后，还需要让大厦“亮起来”“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线上阵地——“三级微信群”。我们建立了覆盖区级、委办局/街镇级、社区/科室 /班级级的微信群矩阵。关键不在于建了多少群，而在于群的活跃度和有效性。我们要求公安机关所有领导干部、社区民警实名入群、亮明身份。我本人也加入了数十个三级群，就是为了直接感受群的活跃度。为了提升效果，我们要求机制办每天推送的宣传内容必须鲜活，多用本区真实案例，发出“你不看，下一个被骗的可能就是你”的警醒。同时，我们倡导“网络犯罪网络防”理念，号召每一位干部、志愿者动动手指，转发、点赞、评论“丰台警事”等平台的反诈内容，用数据推送让反诈信息流淌在社交网络这片大海中，让“每天一分钟，守护钱袋子”成为习惯。
第五，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凝聚合力确保“三个不被骗”水到渠成。我们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自己不被骗、家人不被骗、朋友不被骗”，为此，我们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目标是以“志愿北京”平台为依托，组建超过4万人的反诈志愿者队伍，在每个最小作战单元发展志愿者并给予荣誉认证。为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地，区机制办成立了督导组，开展了“送上门”式的督导。我们建立了严格的“手写复盘报告”制度：对于“有组织”“能组织”单位发生的每一起案件，所属单位领导、属地街道和派出所负责人必须逐级手写复盘报告，48小时内上报，分析漏洞、明确整改措施。我们会逐一审阅批示，形成强力闭环。同时，落实月度发案情况抄报制度，对持续高发单位进行挂牌督办。我们就是要用最大的决心和最快的速度，通过这样一套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的“组合拳”，筑牢这座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的“反诈大厦”。
梁相斌：我们注意到，“三扫”是你们提出的一个极具力度和特色的概念，它为何被置于如此核心的位置？“扫”与“进”的一字之差，背后是怎样的理念跃升？
陈龙波：组织架构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拥有了“番号”和“编制”，让这支庞大的“兵团”产生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我们的一个有效举措就是“三扫”——“扫楼、扫院、扫单位”，这是我们设计的核心战术动作和主攻方向，是检验组织是否真动员、工作是否真落实的“试金石”。“扫”这个字，我们借鉴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战略思维，强调的是“干净、彻底、无盲区、无死角”，是地毯式、滚动式、面对面宣防，追求的是“全域覆盖”。我们要求每一位民警摒弃模糊管理思维，转而采用“楼、院、单位”这三个基础的、清晰的社会空间物理概念，对自己辖区内的所有人、所有空间进行网格化梳理。辖区有多少栋居民楼？多少个企事业单位大院？多少个商务楼宇、沿街门店？楼里每一层、每一户住着谁、从事什么职业？院里每个单位有哪些部门、多少员工？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动态知”。然后，像扫地一样一遍一遍地“扫”过去。更重要的是，“扫”的任务被赋予了双重乃至多重使命：我们的民警、街镇干部和志愿者，既是反诈宣传员，也是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员；既是群众关系的联络员，也是矛盾风险隐患的排查员。
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在“3·31”大会后，即2025年第二季度内，要调动一切力量，对工作、生活在丰台区约260万人口，完成至少一轮“大水漫灌”式的普遍面对面宣防。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倒查复盘”机制：发案后任何一个地点发生案件，都要回溯核查——这个楼“扫”过了吗？这个人见过面吗？宣传的内容他理解了吗？责任是否落实到了具体人？我们用这种最扎实、最辛苦，甚至看起来有些“笨”的方法，倒逼基础工作落到实处，确保防御阵地没有漏洞。我们的原则是：宁可有工作的交叉重叠，也决不能留下任何防御的缝隙和死角。
梁相斌：丰台区约有260万人口，体量庞大，宣防任务繁重，“三扫”如何解决人力短缺这一现实难题？
陈龙波：这正是“党建引领”与“志愿服务”相结合迸发出惊人力量的关键环节。我们深谙“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道理。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志愿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重要渠道。早在2013 年 12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回信中，就明确提出并倡导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在全力推进“三扫”的同时，我们通过各级党组织，发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我们面向社区党员、退休干部、楼门院长、热心群众、企业员工、学校师生等，大规模地招募、培训、组织反诈志愿者。截至目前，全区经过注册、培训并活跃在宣防一线的反诈志愿者人数达到4.4万人。可以说，他们是群众身边的“守护神”。我们举行隆重的仪式，为表现突出的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和荣誉证书，赋予他们崇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推动在每个楼宇、每个院落、每个单位，都建立起由物业负责人、社区工作者、楼门长、党员组成的相对固定的“宣防小组”或“志愿小队”。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成为配合专业力量开展“三扫”工作的生力军和常备军。例如，对于白天上班、难以约见的年轻租户，退休的党员志愿者可以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上门；对于大型企业员工，党员志愿者和工会骨干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在食堂、休息区开展短小精悍的“微宣讲”；对于菜市场、小门店的经营者，市场管理员和个体协会的党员志愿者可以分片包干进行提醒。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集社会之智，聚全民之力，攻坚克难，把有限的专业警力与无限的群众民力创造性结合起来，让“三扫”这项浩大工程具备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和可持续的运转机制。我们坚信，用这样的“笨办法”“苦功夫”，能换来守护百姓安宁的“大成效”“真实惠”。
梁相斌：在“扫”的过程中，面对背景各异的人群，如何避免“千人一面”的机械化宣传，提高警示教育的穿透力与感染力？您介绍的宣防体系对“三类群体”的精细划分，是否就是解决这一精细化难题的“金钥匙”？
陈龙波：是的，这正是我们推动宣防工作从“粗放漫灌”向“精细滴灌”转型升级的核心设计。在完成“大水漫灌”的普遍性覆盖、筑牢基础防线之后，我们只有进行“精准滴灌”，才能集中资源、提升效率，牢牢守住最易被攻破的阵地。为此，我们创新性地将宣防对象科学划分为“有组织”“能组织”“不易组织”三类群体，实行“清单化管理、账单式推进、分类化施策”。第一类“有组织群体”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医院等组织体系高度严密、纪律性强的单位从业人员。对这类群体，我们充分依托并强化其自身强大的组织管理功能，进行“常态宣”和“制度融”。推动将反诈警示教育纳入其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常态化理论学习和行政例会；要求签订反诈责任书，并将落实情况与个人及部门的评优评先、绩效考核适度挂钩；利用其内部办公系统、党建平台进行定期推送，目的是实现反诈教育的制度化、内嵌化和长效化。第二类“能组织群体”主要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大型商超、专业市场、宾馆酒店、楼宇物业等单位从业人员。这类群体有一定的组织形态，但严密性稍弱。我们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商场物业管理部门、市场主办方等“关键枢纽”，最大限度地将其组织起来，进行“集中宣”和“行业治”。比如，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召集一条商业街的所有店主开会培训；由大型商场的管理方对所有入驻商户负责人进行轮训；依托楼宇党支部对白领开展主题讲座，发挥行业自律和管理的杠杆作用。第三类，也是最薄弱、最需要下苦功夫的一类，即“不易组织群体”。这包括无固定职业人员、散居的退休老人（尤其是空巢、独居老人）、医院住院病人及陪护家属、交通枢纽的过境旅客、建筑工地工人、出租房流动人口等。他们往往处于传统组织体系边缘，社会联系松散，信息获取渠道单一，防范意识和能力最弱，因而成为诈骗分子重点猎食的“羔羊”。对这类群体，“三扫”中的“扫院”（扫老旧居民大院、养老院）、“扫楼”（扫出租公寓、筒子楼）就是主要手段。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活轨迹、作息规律和群体特征，在公园晨练点、社区棋牌室、菜市场出入口、医院候诊区、工地食堂、出租房公告栏等他们高频出现的物理空间，进行“精准宣”和“动态防”。宣传内容必须高度贴合他们的现实生活和认知水平，用他们听得懂的“大白话”“家常话”。比如，向老人重点讲“养老金诈骗”“冒充公检法”“神医神药”；对病患家属重点讲“医疗补助诈骗”“特效药诈骗”；对务工人员重点讲“网络招工诈骗”“套路贷”。这套科学的分类施策方法，确保了我们的宣防力量能够找准目标、集中火力、事半功倍，真正筑牢社会治理中最脆弱的那道防线。
梁相斌：除了线下空间的“实体扫”，在线上虚拟空间这片更广阔、更复杂的战场上，丰台区如何构建起有效的防御阵地？如何让“三级微信群”这个宣传反诈的核心载体在实际运营中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陈龙波：电信网络诈骗是典型的“非接触”犯罪，主战场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那么我们的防御阵地就必须坚决地前移到线上，实现“网络犯罪网络防”。我们精心构建了“三级微信群”传播矩阵：一级群是由区机制办建立，各委办局、街镇、大型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加入的指挥调度与信息枢纽群；二级群是由各街镇、各行业系统单位自主建立的，下属科室、社区、分公司、院系负责人加入的工作部署与落实反馈群；三级群是最终端、覆盖面最广的，是覆盖每个居民楼院、每个企业部门、每个学校班级的“百姓群”“员工群”“家长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社区民警按照分工，全部实名加入相应的二、三级群，不是“潜水”，而是亮明身份，参与互动，引导舆论。然而，建群易，活群难；建群是形式，活群才是本质。初期，我们发现很多群成了上级信息的“转发站”，缺乏互动，群众不爱看、不关注，效果有限。为此，我们启动了一项名为“让反诈群活起来、火起来”的提质增效工程。核心思路是：内容为王，吸引眼球；互动为魂，激发参与；创新为要，保持新鲜。第一，全力打造高质量、本土化、有黏性的宣传产品。区机制办牵头，整合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公安分局专业力量，成立创意专班。我们摒弃了照搬照抄的官方通稿，坚持每日原创制作《丰台反诈日报》和系列短视频，紧密结合丰台区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改编成具有故事情节、带有丰台地域特色的情景剧、微电影、动漫、沙画、漫画长图等。如我们根据真实“杀猪盘”案例改编的短剧浏览量就很高，单期转发量突破了5.3万次，点赞量过万，真正实现了“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达到了“一个小视频，唤醒一大片”的传播效果。宣传内容鲜活接地气，多用本辖区发生的真实案例警示群众，让人看了有代入感、有触动，这也是我们的明确要求。第二，广泛发动“沉默的大多数”，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我们曾尖锐地剖析一个现象：有的优质反诈短视频，通过组织渠道转发量能达到2.9万，但点赞、评论、收藏等深度互动数据不到5000。这种“转发量与互动量倒挂”的现象说明，很多人只是机械地完成了转发任务，并未真正用心观看，更未产生情感共鸣和二次传播主动意愿。为此，我们在群里常态化发起“反诈一句话”金句征集、“我的防骗心得”分享、“身边诈骗套路大揭秘”和“反诈知识有奖问答”等线上互动活动。我们在各种场合向所有群成员，特别是4.4万名志愿者呼吁：“您的每一次有效推送、每一个真诚点赞、每一条走心评论，都可能像一束光，照亮一个正在被诈骗阴影笼罩的人，都可能起到‘一语点醒梦中人’的关键作用。”我们把手机屏幕视为反诈的新战场，把每一次互动视为对反诈战友的火力支援。第三，积极探索分层分类的线上传播新路径。我们不搞“一刀切”。对于涉密要求极高、严禁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大规模建群的单位，我们也没有放弃线上阵地，而是与其党委和保密、保卫部门共同创新，通过其内部安全可靠、实名管理的专用平台，开辟“安全警示”专栏，将反诈宣传内容经保密渠道导入，精准推送至每一名员工的办公终端，并可通过后台查看学习完成情况，实现了“线上精准投送、全程可控可溯”。
梁相斌：该体系的最终目标设定为“三个不被骗”（自己不被骗、家人不被骗、朋友不被骗）。这个目标听起来非常朴实，甚至有些微小，但似乎蕴含着超越单纯降低发案率的深层社会治理哲学和长远战略考量。您能否为我们阐释一下这背后的深刻思考？
陈龙波：“三个不被骗”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这个宏大体系的“魂”之所系。它看似朴素简单，却直指人心，超越了单纯追求发案率下降的短期绩效观，指向的是一种内生于社会肌体本身的、可持续的“免疫系统”和“防御文化”的构建，背后融合了“治未病”的中医预防智慧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
首先，推动防御责任主体从“政府主抓”向“全民共担”深刻转化。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推动“一人保一家、百群连万家”行动，在单位内部签订反诈承诺书等方式，我们将防御的最小作战单元从孤立的个体，扩展到以亲情、友情、同事关系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当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防骗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更是为了守护家人的幸福、朋友的情谊、同事的安宁时，他的责任感、主动性和警惕性就会被极大激发，就会从“要我防”变为“我要防”，并主动化身宣传员，提醒父母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告诫子女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劝阻朋友不要参与可疑投资。这种基于亲密信任关系的提醒、告诫和干预，其效果往往远超官方的格式化宣传，穿透心理防线，直抵心灵。
其次，它深刻体现了“防优于治”“治未病”的战略远见。我们有一个非常生动且富有远见的案例：和义派出所与辖区内的和义学校深度融合，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中发展培养了200名“反诈同盟”小志愿者。这就是典型的“治未病”，就是在孩子们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为他们种下诚实守信、警惕风险的“种子”，接种防诈反诈的“疫苗”。这些“小教官”不仅自己学习知识，还会把宣传手册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讲诈骗的套路，给爸爸妈妈演示共享屏幕如何操作。这种“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链式反应和代际传播效应，是深远而持久的。我常说，我们当前大力推行的“三会”“三扫”，像西医治疗，下猛药、动手术，针对的是已经形成的“疾病”（高发案态势），重在“治已病”；而培育志愿者、从娃娃抓起、推动“三个不被骗”，就像中医治疗，重在调理整个社会肌体的气血和阴阳平衡，提升其内在的正气和免疫力，旨在“治未病”。我们不仅要立足当前“灭火”“治病”，更要放眼长远“防火”“强身”，致力于培育一片让诈骗无法滋生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
梁相斌：我们收集到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和应用案例，如航天一院在全面落实“五个三”反诈体系后，今年4月以来的电诈案件同比降幅高达90%，损失下降93%。能否请您结合几个类似具体的、生动的典型案例，为我们具象化地展示一下，“五个三”体系是如何在一个个不同的“社会细胞”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最终转化为安全感的？
陈龙波：成效是检验一切工作最权威的标尺，而来自一线的生动案例是最好的注脚。航天一院的实践，确实是我们体系在“高知、高密、大型单位”场景下成功应用的典范。该院作为国家级重点科研单位，具有涉密等级高、员工数量多、内部管理严、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等特点，传统宣防方式难以深入。在“3·31”大会后，一院党委高度重视反诈工作，立即启动“三会”模式，自上而下召开全院及23个下属单位各级反诈部署会。面对“严禁大面积使用微信建群”的刚性约束，他们不是等靠要，而是主动与属地派出所碰撞思路，创造性提出解决方案：利用其内部已有的、安全可靠的平台，由院保密处、保卫处与派出所对接，将反诈宣传内容通过安全渠道导入，作为强制性学习材料推送给全体在职员工，并借助平台功能督察观看签到情况，从技术上压实单位管人的主体责任。同时，他们依托强大的行政组织（安全保障处）和党群组织（党办、工会、离退办），对近2万名职工进行“条块结合、分类施策”的“三扫”式教育。特别是针对退休老同志这一防诈意识较差的高危群体，他们不仅在内刊《老年之友》开设了“反诈护老”专栏，还制作了适合老年人观看的短视频，通过离退休办公室管理的“箭乡老友”微信公众号进行推送。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成效立竿见影：2025年4月1日以来，院内电诈发案仅2起，较去年同期的20起下降了90%；损失金额13万元，较去年同期的184万元下降了93%。这雄辩地证明，只要组织领导真重视、方式方法真创新、主体责任真压实，再特殊的“硬骨头”也能被啃下。
有一个典型案例来自老旧小区集中的宛平街道。这里老年人口比例高，出租房屋多，流动人口结构复杂，曾是电诈案件的重灾区。街道党工委将“三扫”工作与在职党员“双报到”机制深度结合，组织大量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回到居住社区，开展“包楼包户”的“敲门行动”，进行面对面宣讲。他们重点培育了一批以退休老党员、老楼门长、社区热心大妈为核心的“银发志愿者先锋队”。这些叔叔阿姨们，每天在小区花园、菜市场门口、自行车棚这些老年人聚集的“信息枢纽”进行“唠嗑式”“聊天式”宣传，用最接地气的语言讲述案例。社区民警则将近期发生在周边街镇的真实诈骗案例，编成朗朗上口的“防骗顺口溜”，通过社区的应急广播和移动小喇叭在固定时段播放，效果很好。该街道已成功实现连续数月电诈“零发案”，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了今天的“平安示范区”。这些鲜活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五个三”体系不是僵化不变的教条，而是一套可以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和“行动工具箱”。它的核心精髓就是：坚持组织动员、坚持面对面沟通、坚持精准分类、坚持发动群众。只要把握住这几点，就能在任何质地的土壤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梁相斌：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和庞大的系统推进，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五个三”体系从蓝图变为现实、从推广到深化的过程中，你们一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挑战。能否分享一下主要的困难有哪些？你们又是如何一一破解，推动体系不断向前发展的？
陈龙波：是的，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难关：
首先是“思想统一关”，即认知转变之难。在“五个三”体系推行初期，部分单位与个人存在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和疲劳心态。有的认为这是公安机关的主业，其他部门是配合，存在与己无关论；有的觉得过去搞了那么多宣传都没用，对新体系将信将疑，存在形式主义预判；有的基层干部和民警认为“三扫”工作量太大，存在畏难情绪。对此，一方面，我们通过最高规格的“3·31”大会和区委主要领导持续、强有力的批示督导，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极端重要性，形成强大的政治势能和舆论压力，迅速统一“一把手”的思想；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培训、现场会、经验交流，不断讲清体系的逻辑、方法和预期效果，用成功案例增强信心。我们明确强调，落实反诈责任是分内之责，不是帮忙，更容不得讨价还价。我们通过采取每月调度的方式，找问题，补短板，比成效，持续压实不同主体的反诈工作责任。
其次是“形式主义关”，即工作落实之难。我们最警惕、最防范的就是“三扫”变成“走过场”，“三会”变成拍拍照、发发文。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建立了三项“硬核”机制：
一是亡羊补牢机制。目的就是在抓实“三扫”工作的基础上，一旦遇到发案，要马上倒查宣防的漏洞。对于发案，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老百姓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宣传到位避免被诈骗的；我们不能因为宣传不到位，任由案件高发。要第一时间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发案小区再有群众被骗，这项工作要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要带着对案件发生后的欠账感去抓实抓牢。那么，什么是亡羊补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楼门一个院一个居民户发生案件，那么首先要把这个楼重新扫一遍，同时举一反三，要对整个小区再宣传一遍，这是亡羊补牢，也就是说有了案件以后同一个小区就不能再发生。
二是复盘倒查机制。我们专门成立了由退出现职的领导干部组织的督导组。一旦某个社区或单位发生电诈案件，区机制办督导组就会立即启动倒查程序，严肃核查该区域的“三会”是否真开、“三扫”是否真到、责任人是否明确。
三是推行“手写复盘报告”制度。要求社区民警针对自己辖区的发案，必须亲笔书写，复盘宣防情况、走访情况、发现问题、群众反馈和自身思考。这不是为了增加负担，而是为了倒逼民警真正沉下去、用心思，防止“蜻蜓点水”，通过这种“笨办法”来确保工作的“实效果”。我们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能看着发案不管。因此公安机关、社区、物业、村镇要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握成拳头。我们还有“拐棍”机制，面对发案反弹的严峻形势，公安分局的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前往各街镇进行调研，发现问题并整改问题。
最后是“持续动力关”，即长效保持之难。如何让4.4万名志愿者、广大基层干部和民警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与持久的动力？我们构建了一套“精神激励+物质保障 +成效反馈”的动力系统。我们会高调地表彰优秀志愿者、宣防先进单位和个人，讲述志愿者们的感人故事，通过媒体广泛宣传，赋予他们极高的社会荣誉；同时在区委相关部门支持下，将优秀志愿者纳入“丰台好人”评选，并优先推荐其参评“北京榜样”等荣誉。我们由相关部门从平安建设经费中列支专项资金，重点保障反诈宣防工作所需的必要宣传费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定期向全社会、向志愿者们公布反诈“战果”——发案数如何下降，哪些社区实现了“零发案”，成功劝阻了哪些案件，挽回了多少损失。让大家真切地看到，他们的每一分辛苦和汗水，都化为了街坊邻里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被需要、被认可、有成效”的成就感，是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我们始终坚信，“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要工作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能让人民看到效果、得到实惠，就一定能冲破万难，汇聚起磅礴的合力。
2025年6月19日，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局长陈龙波（正面左二）、副局长赵宁（正面左三）组织部分街镇召开丰台区反诈宣防工作街镇座谈交流会（海星宇 摄）
梁相斌：未来电诈犯罪手法必然还会演变升级，丰台区的反诈工作将沿着什么方向深化发展？“五个三”宣防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反诈方式和战略，将如何实现自我迭代、自我进化，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陈龙波：反诈斗争是一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长期博弈，永远在路上。犯罪分子在转型升级，我们的防御体系也必须迭代进化。下一步，我们将在三个维度上推动体系向纵深发展，实现升级：一是向“更融合、更协同”深化。推动反诈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服务管理、重点人群关怀帮扶等基层基础工作实现更深度的融合嵌入。让反诈宣传成为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走访的“必选项”，成为调解邻里纠纷时的“顺带话”，成为服务管理流动人口时的“贴心提示”，实现“一员多能、多效合一”，将反诈防线更深、更牢地织入到城市日常治理的肌理之中。
二是向“更智慧、更沉浸”深化。立足反诈宣防精准化、场景化需求，以技术赋能和体验升级破解宣传同质化、浅表化难题。依托大数据分析不同群体受骗高发特征，向老年群体、职场人士、青少年等定向推送定制化防诈内容，实现“千人千面”精准滴灌。线上深耕短视频、情景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互动设计深化记忆；线下推动在社区、商圈、校园等场所搭建VR（虚拟现实）反诈体验馆，模拟常见诈骗情境让群众沉浸式学习防骗技能。同时迭代反诈小程序、开展直播答疑活动，推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从“被动知晓”向“主动掌握”转变，让防诈知识入脑入心。
三是向“更常态、更长效”深化。推动将“五个三”体系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有效组织模式、工作机制、责任体系，通过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行业规范等形式予以固化，形成制度性成果。推动将反诈教育全面、系统地纳入中小学安全教育课程、大学新生入学教育、企事业单位新员工入职培训、驾驶员培训、社区居民公约等，让“识诈防诈反诈”成为市民的一种基本素养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自觉习惯，实现从“攻坚战”到“常态治”的转变。
我们的长远愿景，是让“天下无诈”的理想，在丰台区的土地上率先呈现为一种可感知、可享有、可持续的安全常态与和谐画卷。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但我们方向明晰，信念坚定，步伐稳健。
梁相斌：感谢陈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通过您抽丝剥茧般的阐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套高效运转、成效卓著的工作体系，更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一种敢于直面难题、勇于自我革新的政治担当，以及“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现代治理智慧。丰台区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超大城市破解类似治理难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丰台经验”和“丰台方案”。祝愿丰台区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城市的征程上，继续勇立潮头，再创佳绩！
陈龙波：谢谢。也请通过贵刊，向我们全区4.4万名默默奉献、可敬可爱的反诈志愿者，向所有理解、支持、参与反诈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向日夜奋战在反诈最前沿的全体政法干警和基层工作者，转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守护百姓安宁，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永恒的使命。我们将继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用更扎实的工作和更优异的成绩，回应党和人民的期待，为首都的平安、和谐、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6年1月下（总第218期） 总编辑访谈·组稿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