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字颖叔，世居长安，系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向之子。他历任西汉黄门郎、中垒校尉及新朝国师等职，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校雠学家、目录学家。因儿子刘棻等人被新朝皇帝王莽诛杀，刘歆与卫将军王涉等人密谋劫持王莽，引发了一起惊天大案。
一 、成果斐然
刘歆的父亲刘向著作等身、颇具才名，刘歆自幼生长于宗室书香世家，早年便通晓《诗经》《书经》《易经》等经典。后来受汉成帝指派研究《谷梁春秋》，凭借深厚学养崭露头角；又因擅长文辞，被汉成帝召见，授任黄门郎。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20多岁的刘歆与父亲一同接受汉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藏书，系统整理阐释古传的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等各类典籍，成效卓著。父亲去世后，刘歆接任中垒校尉一职。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刘欣即位。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因看重刘歆的宗室身份与出众才学，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后又将其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此时40多岁的刘歆深受汉哀帝与王莽的双重信任，受命主持修编《五经》，并汇总六艺群书进行分类编纂，完成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该书著录图书13219卷，其确立的分类体系对后世目录学发展影响深远。
在校勘藏书期间，刘歆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他以深厚的经学功底对其进行阐释发挥，使这部古老经典焕发新的学术生命力；随后，他提议设置学馆，令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典，这一主张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
二 、广受诽谤
然而，刘歆的学术革新遭到了坚守今文经学的博士群体强烈抵制。为此，他撰文诘问太常博士，文中概述了从唐虞至秦汉礼乐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指出汉惠帝时期解除藏书禁令后，《尚书》《诗经》等经书的新版本、新内容不断被发现。而左丘明所撰的《春秋左氏传》作为古文旧籍，长期深藏宫中秘府未能公开流传。刘歆批评部分学者抱残守缺、心怀嫉妒，或固守门户之见结党排异，公然违背朝廷诏令，主张对其依规追责。
这封书信言辞犀利，招致众儒怨恨。光禄大夫龚胜因不满刘歆的主张，托病辞官还乡；继任大司马的师丹更是怒不可遏，上奏汉哀帝称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刘歆由此得罪执政大臣，深陷诽谤漩涡。他担心遭遇不测，主动请求离京外放，先被任命为河内太守，后因宗室身份被调任五原太守、涿郡太守，数年后被免官。
三 、升任国师
数年后，刘歆被重新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25岁的汉哀帝驾崩，王莽以大司马身份主持朝政，拥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登基。王莽早年与刘歆同为黄门郎，素来敬重儒学名家，对刘歆尤为器重，很快将其升任右曹太中大夫，后又历任羲和、京兆尹等要职。
当时汉平帝年幼，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将国政全权委托给王莽。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修建明堂、辟雍（古代礼制建筑），任命刘歆负责工程建设与管理，建成后“制度之盛，无与伦比”，赢得天下儒生赞誉，刘歆也因此受封列侯。
次年，刘歆撰写《钟历书》《三统历谱》，前者提出恢复古代乐律体系，后者则通过探索历史演变与天命的关联，为王莽代汉称帝构建理论基础。其中《审度·嘉量·衡权》篇是中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书中采用的圆周率被后世称为“刘歆率”。他还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最早得出接近正确的日食、月食周期。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通过禅让方式称帝，建立新朝，随即任命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让其辅佐自己推行托古改制。
四 、推行改制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称帝初期，通过广赐官吏与平民爵位、向民家妇女赏赐羊酒、馈赠周边部落钱帛等方式笼络人心，一度获得广泛支持。随后，他推行一系列大规模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严禁买卖；废除汉朝五铢钱，推行大小两种新币并行制度。但新币因形制混乱难以辨识，且频繁更换导致货币信用彻底破产，大量农民、商人失业，民众甚至在集市街头痛哭流涕。从诸侯、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因买卖田宅、奴婢或私铸钱币被判罪者不计其数。
外交方面，王莽派遣五路使者前往各地，将原本的诸王降格为侯，此举引发匈奴单于强烈不满，直接导致边境冲突爆发。经济领域，他推出一系列管理制度：官府专营盐、铁、酒；对采集名山大泽物产者征收赋税；设立市官调控物价，实行贱买贵卖；允许民众向官府赊贷，月息为百分之三；严禁民间私藏弓弩、铠甲。
这些改制措施迅速引发内外动荡，各地叛乱此起彼伏，虽被暂时平定，但统治根基已严重动摇。王莽非但没有反思改制弊端，反而对辅助其称帝的刘歆的两个儿子及甄丰的孙子加官晋爵，刘歆虽获恩赏，却已察觉新朝统治的潜在危机。
五 、株连之祸
甄丰是王莽称帝的核心功臣之一，他与儿子甄寻均身居要职且受封侯爵。据《汉书》记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时任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的甄寻，见各地进献劝进符命者均获封侯重用，便效仿此举向王莽进献符命，称应以陕县为界分封二伯，由甄丰任右伯、太傅平晏任左伯。王莽当时对符命深信不疑，当即按其所言分封。甄寻见状愈发胆大，又进献符命，声称王莽的长女王嬿（即黄皇室主，曾为汉平帝皇后）应许配给自己。
王莽本身依靠符命篡汉称帝，最忌大臣借符命挑战权威，见状勃然大怒：“黄皇室主本是国母，甄寻竟敢出此狂言，居心何在！”随即下令逮捕甄寻审讯，甄寻闻讯逃亡，其父甄丰因恐惧自杀。
一年后，潜逃至华山的甄寻被捕，在刑讯逼供下胡乱攀咬，称国师刘歆之子刘棻、刘泳等人知情，此案最终牵连处死数百人。儿子蒙冤被杀让刘歆既恐惧又怨恨，而王莽称帝后的一系列举措更让他彻底心寒：为巩固权力，王莽频繁变更官僚机构与官职名称，推行严苛的连坐法；甚至不顾亲情，因皇太子王临与自己宠幸的侍婢原碧通奸，便逼迫王临自杀，相关审案官员也遭灭口。此时各地农民起义与汉室宗亲反抗风起云涌，新朝统治摇摇欲坠，刘歆的危机感愈发强烈。
六 、谋逆败露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四月，光武帝刘秀与王常等率军分两路攻克昆阳、郾县、定陵县，新朝军队节节败退。据《汉书·王莽传》《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记载，时任卫将军（禁军长官）的王涉（王莽堂弟，其父王根曾推荐王莽任大司马），其门客中有一位名叫西门君惠的方士，对王涉说：“观测天象，有彗星扫过皇宫，此乃刘氏复兴之兆，而国师公刘歆的姓名正应此谶。”
王涉将此预言告知大司马董忠，二人多次前往国师府与刘歆谈论星宿吉凶，刘歆始终沉默不语。后来王涉单独会见刘歆，痛哭道：“我王涉真心想与您共保家族安危，您为何不肯相信我？”刘歆这才开口，结合天文与时局，坦言东方的刘秀必定会成功。
王涉趁热打铁：“董公掌管中军精兵，我统领宫廷卫队，您的儿子伊休侯刘叠主管殿中警卫。若我们同心协力劫持皇帝，归降南阳的刘秀，必能保全宗族；否则迟早会遭灭族之祸！”当时刘叠任侍中、五官中郎将，深得王莽信任，刘歆却未将密谋告知于他。
对王莽杀害儿子的怨恨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让刘歆最终同意参与密谋。他提出：“需等太白星出现，方可动手。”董忠担心兵力不足，又暗中联络掌管部分军权的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伋，邀其加入。
不料孙伋回家后神色异常、食不下咽，妻子追问之下，他竟将密谋和盘托出。孙伋的妻子随即告知弟弟陈邯，二人担心被牵连，暗中向王莽告发。王莽立即派使者召见董忠、刘歆、王涉等人。
此时董公正召集部将讲授军事、操练兵马，护军王咸察觉事态危急，劝道：“密谋已久却迟迟不行动，如今恐已泄密，不如先杀使者，率军入宫！”董忠犹豫不决，最终选择前往宫中官署会合。王莽命碷恽审讯，董忠等人对密谋供认不讳。宦官当即拔刀将众人押至值班室，董忠见状抽剑自刎。
消息迅速传开，董忠麾下士兵闻讯哗变，直奔郎官署拔刀张弩。王莽紧急下诏，赦免受蒙蔽参与密谋但未被揭发者，才平息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内乱，随后下令将董忠家族满门抄斩。
刘歆、王涉见大势已去，双双自杀。王莽考虑到二人既是宗室至亲又是开国元勋，为避免落得众叛亲离的骂名，未公开追究其罪责。刘叠因未参与密谋且素来谨慎，仅被免去侍中、中郎将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同年十月三日（《资治通鉴》记为九月三日，因新朝改历导致纪年差异），起义军攻入长安，商人杜吴在渐台杀死王莽，其首级被送往更始帝刘玄处，最终被悬挂于宛城街市示众。
七 、未遂之罪
作为饱读经典、才华横溢的汉室宗亲，刘歆最初确实对礼贤下士的王莽真心拥戴，不仅为其称帝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更积极参与新朝治理。但他未能看清王莽“称帝前谦恭、称帝后暴戾”的本质——王莽打着改制旗号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看似托古革新，实则反复无常、脱离实际，将国家与百姓拖入水深火热；而甄寻案中的株连滥杀，更让刘歆痛失爱子，彻底认清其暴君面目。在新朝军队节节败退、起义军势如破竹的背景下，刘歆在王涉劝导下参与劫持密谋，本质上是一场绝望的自保之举，最终因泄密未遂而身死。
后人对刘歆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痛其助纣为虐、惜其才华未展成为主流基调。《汉书》评价：“王莽最初以外戚起家，放低身份，勉力而行，以博取名誉。等到他登上高位……开始放纵暴戾，滥施威力诈术，流毒全国，终使全国城市变成废墟，害尽百姓。从前秦朝焚毁《诗经》《书经》等典籍从而确立自己的一家主张，王莽引用《六经》来装饰谬论，其路不同，而目的完全一样，由此导致灭亡。”
明代大臣夏言直言：“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也。”清代康有为更是痛斥：“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而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称刘歆为“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
正是：
古经深探才识高，公书疾传妒火烧。
纬象空窥禅让戏，侯门忍听离歌嚣。
一计暗泄空谋划，三军鼓寂枉藏刀。
千秋奇案隐宫阙，万里江涛载楚骚。
（作者：何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