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璞接受《人民法治》总编辑梁相斌专访——“丰台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探索

北京市丰台区,楼群与绿意交织的都市一角(原梓峰  摄)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破解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难题,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课题。近日,中国行为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孙华璞接受《人民法治》杂志社总编辑梁相斌专访,围绕丰台区基层依法治理创新实践展开深度对话。作为首都城乡结合部的典型代表,丰台区面临人口结构多元、矛盾纠纷复杂、化解难度突出等治理挑战,其成功借鉴并创新“枫桥经验”,通过治理体系、服务模式、价值融合三重突破,探索出一条具有北方地区特色的基层依法治理新路径。专访中,孙华璞副主任深刻剖析了丰台区“陌生人社会”治理场景下的矛盾特征,系统阐释了“法治副村长”“法治合作社”等创新机制的实践价值,并从建强调解队伍、规范程序标准、深化诉调对接等维度提出优化建议,为丰台区经验从“实践成果”向“制度范式”升级指明方向。中国行为法学会对这一基层创新的关注与培育,不仅彰显了服务法治实践的学术担当,更为全国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本期专访深度呈现丰台区治理创新的探索历程与经验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基层法治建设注入智慧与力量。

梁相斌:我想听听您对咱们学会“关注 + 培育”丰台区基层依法治理经验这一举措的评价和见 解?

孙华璞:刚才听了您的全面介绍,我也在期刊、网络上看到过丰台区新经验的相关报道。首先必须肯定,行为法学会关注并培育这一典型,展现了极强的眼光与洞察力。 丰台区的经验价值,不仅在于对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成功借鉴,更为关键的是其结合自身的区位特点实现了创新发展。众所周知,丰台区地处首都与河北、中心城区与农村的交汇带,基层治理面临“情况更复杂、矛盾更突出、化解难度更大”的独特挑战。在此背景下,丰台区委全面贯彻总书记对“枫桥经验” 的重要指示,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推进制度、理论、实践三重创新。这不仅有效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切实解决了治理难题,更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例。 这份经验的特殊意义尤为突出:它更贴合城乡结合部与北方地区的治理特征,有望成为继“枫桥经验” 之后,推动这类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典型,为全国基层依法治理提供更多元的参考样本。 而行为法学会对这一经验的挖掘与推广,既体现了对基层治理创新的敏锐捕捉,更能为全国基层依法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梁相斌:您刚才提到丰台区“情况更复杂、矛盾更突出、化解难度更大”,这具体指的是什么?

孙华璞:丰台区基层治理面临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情况更复杂、矛盾更突出、化解难度大” 三个核心特点上,具体可拆解为以下内容:

第一,情况更复杂:人口结构打破“熟人社会” 模式 。丰台区已脱离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场景,人口构成呈现高度多元交织特征。一方面群体类型多样,涵盖本地村、街道原住民、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以及个体自然人、众多企事业法人单位等不同主体;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 特征突出,不同群体的生活背景、利益诉求差异大,缺乏熟人社会的天然信任基础,直接推高了治理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与协调难度。  

第二,矛盾更突出:受特殊区位影响,丰台区的矛盾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数量大的特征。一方面,纠纷类型突破传统边界。除婚姻家庭、宅基地承包地等传统民事纠纷外,与城市发展紧密挂钩的城市拆迁补偿安置、物业管理、房屋买卖等新型矛盾大量涌现,成为基层治理中频次极高的诉求类型。另一方面,商事纠纷占比显著提升,成为新的治理重点。辖区内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尤其是金融、高科技企业)高度集聚,直接催生了房屋场地租赁、融资借贷、公司股权变更、股东权益争议等商事合同纠纷,这类纠纷已成为丰台区基层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化解难度大:丰台区的矛盾化解工作,面临“高专业度维权主体、高价值争议标的、高复杂度新型案件” 的三重压力,整体处理难度显著高于传统基层治理场景。

一是维权主体专业度高,对公平正义要求高:辖区内聚集了大量金融、高科技企业及相关从业者,这类群体普遍文化水平高、法律知识储备足、维权意识强。他们对纠纷处理的合规性、程序公正性、结果合理性要求更高,传统调解或处置方式难以满足其诉求期待。

二是争议标的价值高,潜在风险影响大:无论是企业间的商事纠纷,还是涉及高端房产、金融产品的民事争议,其涉及的标的金额普遍较大。一旦处理不当,不仅可能引发当事人的进一步维权行动,还可能对区域经济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影响首都的社会稳定。

三是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处理难度再升级:随着区域内产业升级与科技发展,数据争议、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兴领域的纠纷逐渐增多。这类案件缺乏成熟的处理规范与经验参考,法律适用边界模糊,进一步加大了基层矛盾化解的难度。

综上,丰台区基层治理的 特殊性,本质是“陌生人社会” 底色下,多元人口主体、跨界矛盾类型与高难度化解场景的深度交织。这种复合型复杂局面,直接导致其治理的难度与成本显著高于传统区域;也正因此,丰台区必须通过更具针对性、创新性与专业性的治理实践才能破局——这份在高难度挑战中探索出的经验,恰恰是其最弥足珍贵的价值所在。

梁相斌:在您看来,丰台区基层依法治理经验的主要亮点是什么?

孙华璞:丰台区的经验亮点,集中在治理体系、服务模式、价值融合三个层面的创新突破,既解了本地的燃眉之急,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第一个亮点是治理体系创新,搭建了专业协同的闭环架构。丰台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治理现代化要求为指引,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牵头、部门协同、村居主责、法治保障” 的闭环治理体系。其中最核心的“法治副村长” 机制,严格按“一村一人” 配置,并且任职者均来自政法单位、高校、优质律所等专业领域,直接把专业法律力量沉到基层治理最前沿,从架构上保障了治理的专业性和协同性。

第二个亮点是服务模式创新,“法治合作社” 机制破解供需错位。以“合作 + 科技” 为核心的法治合作社,是基层法治服务的关键突破。它通过“需求清单→服务订单→效果回访” 的闭环流程,精准对接群众和企业的法治需求,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服务“大水漫灌” 的问题;同时依托“法治合作社云台” 的“案例百事通”“风险避雷针”“调解 GPT”“赔偿计算器” 四大功能,用科技赋能服务效率和专业度,让基层法治服务更智能、更高效。

第三个亮点是价值融合创新,实现多目标深度统一。丰台区没有把治理目标割裂开来,而是实现了多重价值的有机融合:既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与“基层治理实践” 深度结合,让法治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也做到“矛盾预防” 与“人民调解” 协同发力,既重事后化解,更重事前防范;还兼顾“案结事了” 与“公平正义感知”,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让群众和企业切实感受到法治的温度,最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治理根基。

梁相斌:对丰台区后续的基层治理发展,您还有哪些新的建议可以分享?

孙华璞:如果对丰台区的经验提点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可以按照总书记关于“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水平”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继续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创新完善。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建强稳定高素质调解队伍,破解“人难留、质难提” 痛点。当前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核心瓶颈是“调解没有报酬、队伍流动性大”,难以形成专业化、稳定化的调解力量。建议探索“政府补贴 + 适度调解收费” 的多元保障模式,让调解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切实提升岗位吸引力与职业归属感;同时可借鉴外省市成熟经验,推动区人大出台人民调解专项条例,明确调解收费的标准、范围与流程,从法治层面解决收费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破解队伍“留不住人、养不住才” 的难题。

第二,规范调解程序标准,以专业透明提升司法公信力。针对调解不成案件的程序优化,可参照仲裁庭人员组成模式设立专门调解庭,融合仲裁程序的严谨性与诉讼程序的规范性,重构调解全流程机制。具体明确调解启动的法定条件、证据提交的时限要求、质证认证的操作规范,让调解过程“有章可循、有据可查”,通过程序透明化、操作规范化,增强群众对调解工作的信任感,提升调解结果的认可度。

第三,深化诉调对接实效,赋予调解结果更强法律效力。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可探索出具正式“调解决定书” 作为结案载体。调解决定由调解庭成员按“少数服从多数” 原则形成意见,参照仲裁决定书、判决书的核心要件规范制作,清晰列明当事人诉讼请求、案件争议焦点、事实认定理由、调解过程及未达成一致的原因、调解庭结论等关键内容。同时需明确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不服调解决定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则视为认可决定,以此赋予调解决定更强的约束力。这一做法既能避免调解工作“做无用功”,又能为后续诉讼提供清晰的案件基础,节省司法资源,推动诉调对接从“形式联动”真正迈向“实质融合”。

通过上述三方面创新实践,丰台区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民调解制度优化方案,不仅能切实提升区域内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水平,更能为全国层面的《调解法》修改提供来自基层的成熟经验与鲜活实践样本,助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纠纷解决体系。

梁相斌:想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对咱们学会的本项工作,您还有何建议?

孙华璞:丰台区基层依法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后续可围绕“理论总结升维” 与“制度创新深化” 两大方向持续发力。建议中国行为法学会发挥资源整合优势,牵头汇聚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对“丰台经验” 开展系统性梳理与深度研究,推动其从“实践成果” 向“可推广范式” 升级。

第一,聚焦实践提炼,形成标准化推广指南。重点梳理“丰台经验”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流程,针对矛盾纠纷化解全链条,提炼覆盖矛盾排查预警、多元调解处置、诉调衔接流转、效果跟踪反馈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化规范。通过明确操作步骤、责任主体、时限要求,形成具象化、可落地的指南文本,让其他地区能直接参照应用,降低经验推广的落地成本。

第二,深化理论挖掘,构建特色治理逻辑体系。深入剖析“丰台经验” 背后的基层治理规律,重点挖掘三大核心逻辑:一是“陌生人社会” 背景下的矛盾化解路径;二是商事与民事纠纷的差异化处置机制,提炼不同类型纠纷在程序适配、资源投入上的优化方案;三是依法治理与群众自治的协同融合模式,解析法治力量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效能。最终形成兼具实践指导性与理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为“丰台经验” 的全国推广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助力基层依法治理体系的完善。

(孙华璞:中国行为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11(总第213期) 总编辑访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