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 “明知”证明的司法困境，针对实物证据稀缺、言词证据脆弱导致的证明僵局，突破传统实体法路径，引入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提出以 “程序体验” 破解证明难题的创新思路。作者提出，现有间接证据证明受印证模式制约，推定适用面临证明标准质疑，而程序体验进路通过强化证据审查透明度、构建参与性庭审程序、推进心证公开说理，将实体证明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程序可接受性，为兼顾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与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202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均强调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零容忍”政策。这与实践中案件的持续高发态势形成呼应。由于此类案件实物证据稀缺、言词证据脆弱，因此，被告人不认罪时常常陷入“明知”证明僵局：既要突破直接证据缺乏的障碍，又要回应因依赖间接证据必然适用经验法则而引发的正当性质疑。
本文引入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将实体证明僵局转化为程序问题，通过强化诉讼主体的程序体验感，提升事实认定过程和结论的可接受性，探索兼顾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司法公信力的新进路，为破解证明僵局提供更具形式理性和实践可能性的方案。
一、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证明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的“明知”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予以证明；二是依据被害人年龄或对被害人的外在观察进行推定。然而这两种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中均面临适用障碍。
（一）证据匮乏难以满足印证要求
证明主观要件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借助直接证据，也即被告人供述。在“零口供”案件中，间接证据证明成为关键替代方式。但间接证据证明受制于印证证明模式的要求。印证可分为点式印证与链式印证。链式印证不要求每个事实点都有多证据印证，只需整体指向的同一性，降低了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仍无法纾解证据困境。此类案件具有发生场所隐蔽、被害人证据保存意识弱、报案迟延、被害人身心发育不成熟等特点，实践中常出现实质证据数量甚至无法满足最宽松链式印证的情形，难以达到刑事证明标准。
（二）推定面临不当降低证明标准的质疑
推定是刑事证明困难的情形下因应产生的立法技术之一，可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其本质是将待证主观要件迂回转化为客观事实。法律推定因有规范支撑且契合普遍经验，接受度较高，但事实推定主观性强，其从客观事实推导主观心态的过程存在“证明过程的中断”，结论不具有唯一性，不符合刑事诉讼传统对客观真实的追求，被质疑客观上降低了证明标准。
两种主要证明方式均面临证明标准层面的适用争议。尤其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下，难以形成无争议的确定性判决，由此引发的异议与质疑，不仅侵蚀个案正义，更可能演化为对司法公信力的系统性挑战，最终削弱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效果。
二、澄清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的证明标准存在争议
间接证据证明与刑事推定的适用并未降低证明标准。对此类案件中“明知”证明方法的质疑，源于其高度依赖主观心证的特殊性，然而司法证明本就包含主观要素。
（一）刑事证明过程是一个认识论过程
刑事司法证明是通过证据重构案件事实的认识论过程，在此过程中，裁判者的主观经验信念与客观证据材料交互作用，共同支撑事实认知判断。这种交互具有内在认识论正当性，反映了基于既有信息对未知事件进行回溯性推理的模式。经验法则是回溯性推理中联结证据与事实的关键桥梁，其参与是司法证明无法避免且内在要求的认知要素。
司法证明的本质是概率性推理，区别于追求绝对确定性的数学证明。受制于证据、认知主体和回溯性推理的固有局限，其结论无法达到逻辑必然性，只能呈现为具有合理根据的“似真性”或“或然性”。司法证明得出的结论本质上是承载认知不确定性的法律真实。客观真实是终极理想，但实践中只能通过严谨程序使法律真实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它。
（二）刑事证明标准与印证证明方法不当混淆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导致经验法则适用空间被挤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的“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兼具主客观双重维度，“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也旨在促进其统一。然而，因主观维度把握困难，受客观真实传统及错案压力影响，法官虽实际运用心证，却在裁判中刻意回避，转而寻求更具安全感的客观化证明路径，将对事实认定准确性的追求异化为满足“证据相互印证”的形式要件，似乎凭借形式印证即可确保结果准确。由此，证明标准的主客观要求被错误地置换为对客观证明方法的机械依赖，虚置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质判断要求。
总之，间接证据证明与推定并未降低证明标准，而是特定案件中符合认识论规律的正当证明路径。规范运用的间接证据证明与推定，其结论所达到的认知确信强度能够满足法定证明标准，不会减损实体公正。
三、程序体验化解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证明困境的理论证成
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的证明困境根植于特殊的证据构造，难以通过实体法规则调整或扩展证据范围破解。即便法官严格遵循证明标准完成心证，仍难以化解当事人对裁判合理性的质疑。证明困境本质并非证明标准未达标，而是心证过程与结果的可接受性危机。要突破此困境，必须转向程序主义路径。
（一）程序体验实现“明知”证明司法公正的理论根基
1.“明知”结论的合法性来源于正当程序
法律实施需要事实性（强制性）与有效性（值得被遵守）两个要件。哈贝马斯揭示，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必须兼具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也即形式合法性与实质正当性。法律的实质正当性源于公民通过交往理性形成的共识。换言之，法律的合法性根基不在于抽象的道德或权力意志，而在于产生法律程序的合理性与理由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作为法律实施的核心，其结论的合法性同样需要植根于程序的合理性与理由的可接受性。当实体真实因客观局限而难以触及时，程序正义保障的理性商谈共识便成为支撑裁判结论合法性的关键基石。因此，当“明知”结论的合法性无法诉诸绝对确定的事实时，其正当性便须转向程序主义视角，将事实认定重构为诉讼主体间的理性商谈与价值共识形成过程。
2.正当程序的构建有赖于主观程序正义理论
根据主观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主观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包括：（1）表达与被倾听。确保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且被认真考虑。（2）中立一致。裁判者以一致、不偏不倚的方式决策。（3）尊重与礼貌。全程维护当事人尊严与权利，并为异议提供充分申辩渠道。（4）可信任性。司法人员需要展现专业、中立、礼貌、廉洁形象。程序公平的诉讼证明过程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接受度，这种认同度不仅因为结果是经过公正程序的形塑，而且在于当事人对结果形成的参与度与亲历决策形成的感受。
在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明知”证明中，构建具有实质正当性的程序面临独特挑战。案件涉及内隐的多重价值博弈，而客观标准难以回应诉讼主体的主观心理感受与认知规律。司法服务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须落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这意味着，裁判结论正当性有赖于公众的参与、理解和支持。在此背景下，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价值凸显，其内在特质不仅契合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取向，也适应此类案件“明知”证明中独特的心理认知需求。
因此，应当聚焦于诉讼主体的主观意识和心理体验，而非外在的客观规范，将主观程序正义作为构建“明知”证明的理论基础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二）程序体验消解“明知”证明结论非议
由于“明知”证明是对隐蔽心理状态的推断，其认定过程隐于法官内心，极易引发当事人对裁判过程和结论的焦虑与不信任。
“明知”结论的正当性无法仅凭法官的个体裁判实现，也难以单靠形式程序合法性消弭当事人合理怀疑。化解关键在于强化诉讼主体的程序参与度、优化其程序体验感。一方面，强化程序体验可以构建共识性事实基础。制度化的正当程序将封闭的心证过程转化为理性沟通、价值交锋与寻求共识的平台。另一方面，强化程序体验能够弥合认知鸿沟，提升结论的可接受性。当“明知”结论源于严格程序保障下充分论辩达成的共识时，即便面临证据短缺与心证不可视的局限，也能凭借广泛参与和有效沟通削弱对裁判结果的合理怀疑。
（三）程序体验降低“明知”证明心证风险
对当事人程序体验的重视构成对裁判者的程序性约束，促使其关注公正性的实质呈现。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司法公正的内涵已形成包含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与感知公正的三维结构。
实践中，经验法则常被隐性适用，其与个案的具体契合性缺乏充分的论证和公开交流，致使结论沦为隐蔽且潜藏任意性风险的内心确信。而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核心诉求是满足诉讼主体的心理需求，具体体现为实质参与权、过程透明化、有效质证权等。将经验法则的适用从“暗箱操作”转向赋予当事人知情权、质证权，能够引入外部监督，约束心证过程。通过当事人实质性的质证和辩论，法官有机会反思并修正经验法则的个案适用性，实现从一般规律到具体个案的精确对接。这一过程压缩了心证的任意空间，推动事实认定从“法官独断”转向程序框架内达成的合理共识。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通过其程序理性的约束，对经验法则所依赖的经验理性进行补强。这不仅能够使基于经验法则的推定结果更趋近于客观事实、推定过程更符合实质正义标准，更重要的是，保障当事人能充分感知到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达成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感知公正三位一体的全维度司法公正目标。
四、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证明的程序体验路径
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的证明方法兼具实体法依据与认知规律的正当性。对现有证明方法的质疑根源于对结果的不信任与对心证不可视的焦虑，因此应转换视角，着力提升当事人及公众对程序公正的感知。
（一）建立透明度、对抗性兼备的证据审查机制
当被告人不认罪时，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常成为认定“明知”的关键，但其陈述容易出现前后矛盾、不符合客观情况等缺陷，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评判成为关键争议点。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系统引入儿童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应当允许必要时由专家或专门机构出具报告，辅助判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可采性与证明力。
同时，必须保障被告人进行实质性质证的权利。鉴于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质证的专业性，应当赋予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协助质证的权利。为兼顾司法效率与质量，可以在现行司法鉴定人名册中增设“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专业类别，必要时由法院依名录选任；当事人亦可在庭前会议中申请自行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并完整开示其资质与意见范围等。
（二）构建参与性、论理性驱动的庭审对话程序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不明知”辩驳常施加较重的证明责任。这与被告人取证能力弱势地位存在明显张力，其理论合理性至今仍存有较大争议。为平衡证明负担并回应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政策，可设置专门的庭审反驳程序，控方出示“明知”证据后，由法官引导被告人一方当庭质证并提出具体反驳意见，确保双方进行实质性沟通与辩驳，保障被告人的充分表达权与挑战控方主张的程序机会。
鉴于经验法则在“明知”认定中的关键作用，必须构建当事人与法官间的理性对话机制。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应通过适时的心证公开，如阐明初步推论，引导当事人质证和辩驳，澄清模糊点并启发深度论证。同时，法官可主动以发问的形式展示拟适用的具体经验法则，当事人有权对该法则的适格性、合理性以及个案适配性提出异议，法官必须认真听取、及时回应。当事人的深度直接参与，能暴露经验法则可能存在的错误、偏见或不适用性，形成程序性制约。
（三）实现回应性、可视性融合的心证公开说理
当待证事实为隐蔽的心理状态时，法官必须直面心证的认知局限性与不确定性风险。强化公开心证说理，是对认识论局限的制度性克服和防范误判的关键程序屏障，需要建立标准化心证公开机制。法官负有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回应被告人“不明知”辩解的义务，清晰载明采纳或排除的具体理由及论证过程。必须完整展示从基础事实推导至“明知”结论的证据链条与逻辑脉络。清晰阐释所适用经验法则的具体内容与依据，严禁含糊其辞或概然援引，如仅声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采用规范的三段论式表达，先明确陈述作为大前提的经验法则，如“通常情况下，若存在A情形，则可推知B情形”，再论证本案事实是否符合前提条件A，最终得出是否构成“明知”的结论。
五、结语
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中“明知”证明的困境，从主观程序正义的程序体验路径化解实体事实的不确定，不仅能兼顾事实发现与程序尊严，亦可以探索“明知”类要件证明困境的普遍路径。在证据审查、庭审、文书说理中强化诉讼主体的公平感知与尊严需求，使裁判结论超越证据局限，让当事人从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西安交通大学 寿媛君 周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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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5年7月下（总第206期） 法治新知栏目】